1949年8月27日，上海《商报》头版以“上海工商界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为题，报道了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此刻，全国尚未完全解放，上海解放才不过3个月。商店需要营业，工厂需要开工，社会秩序尚在恢复之中。选择这个时机，组建上海工商团体，不论从协助政府辅导私营工商业，还是恢复企业正常运行，保持社会稳定的意义上说，无疑都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个市级工商团体，三百余个同业公会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告捷，天下大势，渐显明朗。1949年2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负责解放江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得天下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重点考虑如何治天下了。3月，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事实上，毛泽东所说的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之中。各地各界民主人士相继聚集北平，上海工商界耆宿陈叔通、盛丕华、俞寰澄、包达三等也陆续抵达北平。工商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界别，开始参与新的政治协商和筹备民主联合政府。

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3日占领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国民党政府撤离上海时曾派军队运走了大量的黄金和美钞，并劝说工商界上层将资金和产业转移海外。上海原有1800多家外资企业，到1949年5月已减少到910家。金融业第一流“亨头”如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铭等已携眷属离沪。工商企业的巨头既有离也有留的。此时的上海：工业80余个行业，20307家企业，其中私营企业20164家，生产规模居前的行业是纺织、卷烟、火柴、肥皂、面粉、皮革、橡胶。工业总产值35.06亿元，其中轻工业占76%，钢铁、化工等原材料工业占3.3%，装备工业占8.5%……。商业230余个行业，近10万家商号，10万余个摊点。尚有24个物品交易所、30余个茶楼茶会市场；菜市场、地货行300多个；批发企业近1万家，各地驻沪申庄2000余家。就比重而言，上海轻工业占全国的50-60%（台湾、东北除外），贸易占全国70%，金融业更为集中。私营工商业比国营工商业大，以棉纺业为例：国营纱厂纱锭约90万锭，私营纱厂纱锭约140万枚，约为4比6。

此时的上海有2个市级工商业团体。一个是上海市工业会，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工业会是1948年8月22日成立的，未满周岁，便寿终正寝。工业会的理事长是大名鼎鼎的杜先生杜月笙。工业会会员以团体会员（工业类同业公会）和工厂会员为单位，当时会员数有86个。另一个是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商会历史比较久，它是沿袭清末民初上海总商会于1930年6月改组而来。理事长是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徐寄庼。市商会会员有商业类同业公会和大型商店组成，当时会员数有251个。工业会和市商会合计有337个同业公会。然而，在这337个同业公会中有十分之一处于停顿状态。实际运作的为303个。此时，杜月笙已经离开上海，徐寄庼因患病，行动不便很少外出，且辞职在先。两个会的事务基本上由常务理事决策处理。

工商界座谈会前的一个“谜团”

据1949年8月上海市军管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工商处一份材料透露：“对于工商团体，我们采取稳重的态度。在未成立合法组织以前，采用个别来往的方法。”确实，军管会接触的是工商界人士，而没有理会工商团体。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最早公开接触是6月2日在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的茶会。这个会从下午2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5个半小时。上海首长都出席：市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市长潘汉年、曾山、韦悫。招待的金融工商产业界人士除在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的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以外，也基本囊括了在沪工商界上层人士，如：王志莘、孙瑞璜、郭棣活、荣毅仁、陈巳生、徐永祚等80余人。陈毅市长在会上阐述了人民政府的工商政策，他说：“遵奉毛主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我们）脚踏实地、努力做去，希望产业界人士通力合作，建设新中国。”他说愿倾听产业界的建议。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俞寰澄、经叔平等13人在这个会上先后发表意见。大致的意思是：上海工商界过去受不正确宣传蒙蔽，对共产党确实抱有相当疑惧。自从《商报》刊载中共各项工商政策以后，始获了解。上海解放，证实了各项工商政策。于是一变过去疑惧心理，满怀希望，深信产业界必定真诚拥护人民政府，随时随地作本位的贡献。发言的代表也列举了产业界关于原料、销路、运输、劳资问题等困难，谈及过去的情形、目前现状、未来展望。会上，饶漱石就各位发言提出的问题加以综合答复，说道：产业界的困难，即是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困难；同时人民政府和我们党的困难，也是产业界的困难。如果互相体认，彼此谅解，各就可能范围，图谋解决，则一切困难可迎刃而解。对于劳资问题，希望由双方开诚商谈，能够获得解决最好，否则政府方面一定秉承不偏不倚、合情合理的方法，说服处理。饶漱石在这个会上讲了2个多小时。当时媒体评论：“演词真切而风趣，听者为之动容”。这次会议给上海工商界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参加会议的工商界人士在日后的回忆文章里，无不提到这次会议的。可见它的意义深远。

至于5月27日上海解放至6月2日政府举行工商界座谈会之间，政府和工商界有没有会谈一直是个谜。周素琼大姐今年95岁，她是上海滩名门闺秀。她父亲周纯卿是上海出名的地产商，拥有“庆”字号的里弄房产多处：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口的大庆里、厦门路的衍庆里、八仙桥的余庆里、茂名北路的德庆里，七浦路的顺庆里……。而且，周纯卿还是上海滩早期一号汽车牌照的拥有者。周素琼另有一层身份是曾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先生儿媳、盛康年先生的夫人。笔者曾多次采访周素琼大姐，她回忆起上海刚解放时，陈毅同志和华东局领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与工商界代表人物见见面，向他们宣传党的工商经济政策。负责统战工作的潘汉年同志把陈毅同志这个意思告诉盛康年，请盛康年想想办法。盛康年征询周素琼意见后便向潘汉年同志建议：陈毅同志与工商界的见面会是否安排在他丈人留下的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花园洋房里。因为工商界都熟悉周家花园，有的还是多年的朋友，到这儿开会有亲切感；同时环境优雅，花园里又可以停车，不易引起注意，安全系数大。潘汉年同志觉得这个建议很好，于是，陈毅同志与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见面会就安排在周家。这栋建筑当时具体地址是南京西路806号，上世纪50年代作为静安区少年宫，改革开放以后被拆建造商厦。

周素琼大姐虽95高龄，但是她记性很好，思路敏捷，擅长程砚秋程派唱腔，还教授原统益纱厂老板董春芳的儿子唱程派，常常在朋友聚会中“票”上一把，过过瘾。笔者核对了《黄炎培日记》和尚未公开的《盛丕华日记》。1949年5月底6月初这段时间盛康年先生在上海，他是5月18日随潘汉年、许涤新、夏衍启程南下的。盛康年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和中共地下党有了接触，曾主编《新社会》半月刊。1934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七条纲领”。不久，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签名发起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盛康年也是发起人之一。盛康年以开美科药厂副经理身份在工商界开展民主进步活动，协助父亲盛丕华团结工商界人士，组成工商协会。1945年底民主建国会总部由重庆迁至上海，他积极参加筹备。由于他的宣传和组织能力，受到工商界人士的钦佩，被推选为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和上海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应该讲盛康年先生为人民政府和工商界人士牵线搭桥是再适当不过的人选了。周素琼回忆的这段史实破解了这段封尘60年的谜团。

劳军收入59.8亿元，工商界的一个见面礼

人民政府与工商界6月2日座谈会以后，各业座谈会接踵而来。6月8日起连续3天，针织内衣业、纺线业、电筒电池业、造纸业、植物油业、制茶业分别因存货滞销、原料供给困难等问题召开座谈会，6月9日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贸易处举行国外贸易管理问题座谈会，6月10日棉纺业举行座谈会，讨论原棉供应成品推销等问题，政委饶漱石、财经会副主任许涤新、轻工业处处长刘少文等参加。政府与工商界沟通趋于平凡。

6月25日，新政协筹委会和全国妇联一行70余名代表抵沪。抵沪的民主建国会、产业界代表中有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吴羹梅等人。新政协筹委受到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次日，26日晚上六时，陈毅市长宴请新政协筹委。28日，民主建国会开欢迎会。29日晚，产业界26人在迪化北路27号全国纺织业联合会招待。7月4日。工商界100多人在红棉酒家欢迎招待。新政协筹委在这些会上报告了政治、经济方面形势和发表自己的见解。

7月初，各界提议成立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7月14日，工商界劳军分会筹备会举行会议，讨论筹募方式及数字，初定以同业公会为单位，分别定指标募集，工商界最低筹集30亿元（旧币）。在7月16日举行的上海市各界劳军总会成立会上，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许涤新、盛丕华为副主任委员。陈叔通是前清翰林，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办过学、办过报，是最早的国会议员。对于工商界他不陌生，早期商务印书馆、浙江兴业银行都留下了他的痕迹。对于进步社会活动、学生运动他有同情心，1947年5-6月间，上海学生开展发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当局派出警察大肆逮逋学生。由陈叔通起草，张元济缮写，与唐文治、陈汉弟、叶景葵、张国淦、李宣龚、夏敬观、胡焕、项藻馨等10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被当时舆论称为“十老上书”，影响深远。他被推选为总会主任委员在情理之中。

上海市劳军总会下设7个分会：职工界劳军分会、师生员工界劳军分会、工商界劳军分会、青年界劳军分会、妇女界劳军分会、文艺界劳军分会、自由职业界劳军分会。7月18日，工商界劳军分会召开成立会议，推举盛丕华为主任委员、胡厥文、蒉延芳为副主任委员，推定77名委员。并商讨劳军办法，决定采取捐献、义卖等各种方式。新药业决定将营业的10%提成作为劳军款项，百货业也决定提成10%，电影制片业将租片所得全部捐献。除捐款、捐献、义卖以外，工商界劳军分会还在南京西路456号康乐酒家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晚会”，组织精彩的文艺节目招待人民解放军。上海军政首长非常重视，几乎全体出席。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警备区政委郭化若，市政府副秘书长沙千里，军管会工商处处长许涤新和11名战斗英雄以及各业代表380多人等。会上，工商界劳军分会向第三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献旗。

捐款、捐献、义卖过程中，工商界推荐代表蒉延芳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广播。他讲道：“┄┄人民解放军所受的苦，所受的牺牲，是每一个人所明白看到的，本人希望我工商业同仁，要拿出良心来，多多捐款，来表示我们的一些意思才是”。接着他又说：“此次劳军所得，有一半是要救济难民。这表示人民解放军的伟大精神。名义是由自己负的，好处却给别人的，试问这种作风从前有过没有？我们如不踊跃捐献，实在太说不过去了”。经过一个多月捐献及义卖，工商界劳军分会收入达59.8亿元（旧币），占劳军总会收入87亿的68.73%，超出工商界劳军分会预订目标30亿的一倍。上海工商界献出了一份体面的见面礼。

31名工商界代表联名提议筹组工商业团体

上海解放后。5月31日，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不久，学联会宣告成立。6月26日，民主妇联筹备会再告成立。此时，唯独工商界团体尚在酝酿之中。其中原因当然很多，包括一些主要人物在北平筹备新政协。待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一行回沪，一时工商界先忙于劳军捐献运动，筹组工商界团体的事虽有酝酿，但一直搁到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8月5日，即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三天，也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位于复兴中路、陕西南路上的逸园饭店，会场聚集着600多名代表，会议顺着前一天的议程，继续请各位代表发言。会议主席潘汉年简单开场以后，朱承中、郭春涛、蓝茜、曹漫之、陈时璋、潘以三、石挥、赵朴初、蒋文焕、边矢正、沈默、姜秀琳、何能等代表相继发言。等他们发言完毕后，工商界代表盛丕华上台发言。

盛丕华的发言开门见山，提出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建议，首先指出成立这一组织的必要性，他说：“上海解放2个多月，总工会、学联会、妇女会等团体相继成立，但工商界没有组织。关于政府的政策宣传，法令的解释，工商界的情况陈述，意见的贡献，都非有这个组织不可，而且要配合反封锁的工作，尤须有这个组织。”回顾旧有商会的弊病，他说：“惟从前系商会与工业会两个机关，我觉得工商业是不能分开，事实上亦难分开。何况两个机关是浪费人力、浪费财力，故以一个机关为宜。”考虑到上海刚从国民党政府手中夺过政权，千头万绪，立即成立这样一个组织时机还未成熟，盛丕华提出一个过渡方案：“在正式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之前，拟先组织筹备会。筹备会委员在现时军管时期请由军管会与市政府聘请。”盛丕华的发言，实际上是一部分工商界代表“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提案的说明。这份提案的提议人除盛丕华以外，还有姜鑑秋、王志莘、项叔翔、严諤声、刘靖基、杨立人。其中姜鑑秋是卷烟皂烛火柴公会常务理事、王志莘是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董事兼总经理、项叔翔是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严諤声是市商会秘书长、刘靖基是安达纱厂董事长、杨立人是毛纺公会常务理事。这份提案的连署人有：吴羹梅、黄玠然、毛啸岑、都樾周、包达三、张絅伯、胡厥文、强锡麟、俞寰澄、陈叔通、陈巳生、吴振珊、胡子婴、蒉延芳、沈子槎、乐辅成、徐永祚、马荫良、朱鸿仪、沈日新、何萼梅、洪念祖、诸尚一、王性尧。提议和连署的代表合起来有31位之多。

参加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650多人，其中工商界代表有150多名。工商界代表中提案人占了工商界代表的五分之一，应该说是有分量的。但是参会的也不乏旧市商会和工业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听了盛丕华发言后，他们有的表示赞同，也有的表示不理解。不理解的理由也很简单，工业会好不容易从市商会中分离出来，成立不久。常言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市商会和工业会分有几时？又要和了，觉得工商界在抗战胜利后为振兴制造业而努力的成果都付之东流了。

周恩来批语：“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

“请组织工商联合会”案在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即致电中央：内容大致是：上海将成立合法工、商业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分开与合并各有好处，分开成立商会与工业会的好处是能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区别，合并成立工商联合会的好处是：一、便于统一领导。二、对商业而言，可增加产业家的比重。三、更彻底地打破国民党原来的机构。中央对此事如何决定请速指示。

8月7日，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的这份电报上批语：“即送薄阅复。以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也要参加，但不要占多数，以利团结并教育私人工商业家。” 薄是指薄一波，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的批语已经形成电文批复的雏形。在正式回复电文时，周恩来为了将意思讲清楚，又补充了一段：“但公家人员加入者不要太多，以免私营企业家因公家人占多数不便讲话而裹足不前。工商业联合会重心应是私营企业，工业较商业比重应逐渐增加，公营企业主持人之参加，在各地亦应随各地工商业联合会之发展逐次增加，以便不占多数而能起推动其进步的作用。” 周恩来批语实际上是表达了中央的意思。文件起先只回复上海市委，后来周恩来在“上海市委”后补充了“并告各局各市委”，各局是指各个大局，如华东、华北、东北等局，各市是指各大局所属的地方城市，如北平、天津、大连、青岛、重庆、武汉等地，对全国各地组织工商业团体有普遍指导意义。这份重要电文出自于新近出版的《周恩来电文函件》，是一份新史料。对于我们研究新中国工商团体的组建有着重要意义。

话说回来。市委得悉中央电文的回复，派军管会工商处负责协调办理。然而，军管会工商处协调最难的问题当数人事问题。军管会根据中央的精神，认为：虽是工商业团体，聘请对象以私营企业为主，可不能没有国营企业，人数比例不一定大，但是经济比重要占一定的优势。经过两周的酝酿，8月19日下午2时，许涤新召集工商界人士，具体研究工商界联合会组织发起问题，讨论设立组织的名称和任务。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阶段的任务是接管旧上海市商会和市工业会，整理工商业同业公会，起草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领导全市工商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各项具体工作4项，推选盛丕华、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卢绪章为召集人，决定8月26日假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召开成立会。

成立会时间一天一天临近。8月21日是星期天，荣毅仁家里正在召开生产会议。盛丕华下午二时半到达，他坐下后，约莫听了一个小时生产会议的情况，觉得工商联筹备会的事要赶紧商量，于是他约刘靖基、严諤声一起谈谈。他们谈到了一些细节问题，比如会议主席是否由召集人担任，按常理召集人的任务到会议召开就完成了，须重新选出主席团。盛丕华与刘靖基、严諤声草拟了一份开会顺序，也谈了钤记由政府发给，还是自己去办，对政府机关及团体是否发请帖等等问题，他们觉得这些问题须跟许涤新商酌。

筹备工作紧锣密鼓，人事问题还未最后确定。22日晚，中国银行二楼会客室济济一堂，许涤新会同工商界代表商量常务委员人数和机构设置。有人主张常务委员少则15名，多则21名，多数人主张21名。于是，各位纷纷提名，一时超出21名。由于意见纷繁，记录在案，暂且不论。接着讨论机构设置，拟设秘书处，秘书处下设科。并讨论设接管、整理、法规、文教、财务、仲裁6个委员会。盛丕华提出筹备会时间甚长，应有简章，众人表示赞成。至于讨论到秘书长人选问题时，有人提名孙晓村为秘书长。副秘书长有2位人选，一位是胡子婴，另一位是严諤声。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12时。

又过了2天，8月24日。召集人之一盛丕华处理完民主建国会的事务，打了电话给许涤新，认为22日晚在中国银行二楼会客室开会人数太多，秩序稍紊，不能详细讨论，约许涤新午后谈话。许涤新此时也觉得人事问题马虎不得，正想与盛丕华当面就几个问题再敲敲实。午后，他俩着重商量筹备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国营私营的比例，最终选定的91名筹备委员中，国营企业代表16名，占17.58%，私营企业代表75名，占82.42%。

与许涤新商谈之后，盛丕华又约胡厥文、卢绪章和孙晓村共同讨论了2个小时的筹备会简章。

会议筹备基本就绪，8月26日下午，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会议如期召开。这天，中国银行四楼会场也显得特别气派。参加会议的筹备委员、军管会首长和市政府有关部门来宾，共计有百余名。召集人之一胡厥文首先报告工商联筹组的经过。接着，会议通过主席团名单，主席团由盛丕华、卢绪章、胡厥文、蒉延芳、刘靖基、陈巳生、荣毅仁、孙晓村、项叔翔9人组成。在盛丕华致开幕词后，潘汉年副市长首先代表人民政府祝贺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指出：“工商联筹备会的成立，产业界有了自己的组织，以后可以通过筹备会具体商量解决各种问题。”并说：“政府一定支持这一组织，同时号召全上海的产业界拥护这个筹备会”，“希望筹备会在最短时间内推选出能为大家服务的各同业公会的负责人，以便产生正式的工商业联合会”。

许涤新随之讲话，此时许涤新的身份是新设立的上海市工商局局长。他说：“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解放以后，政府很快与工商界取得联系，开了好多次座谈会和专业会议，但因为上海的工商界没有一个组织，总免不了感到不便。工商界方面，亦因为没有代表自己的合法团体而感到困难。现在好了，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后，人民政府与工商界就有了一道桥梁可以亲密地联系起来了，这非但是工商业界的大事情，同时也是人民政府进入上海以后的一件大事情。”会场里筹备委员们听了这番话，深感言语真切，点头称赞。

会议中间，陈毅市长、沙千里副秘书长等从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职工成立大会赶来参加，人们以热烈的掌声迎接首长的来到。陈毅市长作了极简单的讲话：“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联合了公私营企业，完全是遵照公私兼顾的政策，希望从筹备会到正式成立联合会，都能多代表私营企业的困难和意见，提供政府，给政府参考，俾政府能发挥力量，所以希望各业尽量大胆发表意见。”

陈市长致词毕，会议互选王性尧等23人为常务委员。会议还选举出主任委员盛丕华，副主任委员胡厥文、荣毅仁、卢绪章。

从5月27日上海解放到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成立，上海工商团体经过中央、市委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各界的努力，终于组建而成。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完成了接管旧商会、工业会，整理各同业公会等各项任务，于1951年2月召开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回望1949，对于工商界来说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在新政权下它有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工商界作为一种尝试，也为各地组建工商联，为全国工商联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同时，上海工商界在这个新时代也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