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名度颇高的民营企业家柳传志、刘明康、马云等曾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档节目里呼吁：当前，中国的税负水平太高了，应当减税。然而，代表中央政府的一些部门，罗列了各自的统计数字，却宣布主流观点：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税负“高”与“不高”之争，怎样才能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共识呢？

减税成了当务之急

2011年，国家富裕了，GDP列世界第二了；政府强大了，税收倍增了；百姓忙碌了，为学业、为工作、为生活发愁了；老板“跑路”了，果农菜农亏得血本无归了；“潜规则”多了，权贵们笑了；股市暴跌了，小股民哭了；硕士博士多了，需求的却少了；“精英”暴富后“不安”了，忙着移民国外了……

在民营企业倒闭，老板跑路的悲剧下，不乏对税收不堪重负的抱怨。2012年，民营经济发展将何去何从？回顾2011年，与宏观经济总体表现良好不同，“民间借贷风波”、“老板跑路”、“资金链断裂”、“企业用工荒”……种种不利消息缠绕着实体经济，现代服务业的健康发展遇到瓶颈。

民营企业叫了多年的税收不堪重负问题，到了非减负不可的时候了。整顿各种税负，加快改税步伐，为民营企业平等竞争创造良好的宽松环境是当务之急。降低整体税负水平，进行税收结构调整，减轻民营企业税负重担，促进第三产业也就是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将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事实上，在牵涉到每一个人利益的税负问题上，民间感受与官方立场的相左一直存在。2011年，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多少令人感到意外。12月11日，财政部刚刚公布，2011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97309亿元，全年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已无悬念，这必将在统计上推高早已招致颇多非议的宏观税负水平。

尽管不同立场之间，关于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仍未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也许永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结构性减税已经成为税制改革的共识。我国已经有必要、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了。去年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宣布：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税负痛苦引发争议

　　税负痛苦吗？2010年的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去年9月，美国《福布斯》未曾料想，该杂志 2009年的一则“旧闻”——“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仅次于法国”，竟再次引发国内舆论的广泛争议。

　　关于税负问题的敏感性与矛盾性，据此可见一斑。官方很快予以回应，财政部有关人士认为，福布斯所提的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2009年的宏观税负为25.3%，低于当年世界各国36.4%的平均水平。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这个结论似乎并没有为大众所接受。而且，财政收入结构的复杂，也让统计变得繁难，即使是来自官方的统计，也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版本。

　　早在2010年《福布斯》发布的榜单刚出炉的时候，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对“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世界第二”的说法予以驳斥。他在文中指出，按照中国现行各类预算管理制度规定，并以2009年数据测算，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7.5%；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

根据中央党校专家的匡算，中国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为34%，高于发展中国家适度税负率18-25%的范围。专门研究财税体制改革的专家说：政府实际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应当包括收费、罚没、土地出让金、探矿权和矿产开采权拍卖和出让、社保费、国企上交利润、彩票发行等方面。所有这些全部算上，占GDP的比重或达34-35%，这样的税负确实太重了。

民间官方感受不同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两个法定的征税部门——税务局和海关，表现在工商、环保、质监、公安、海事、城管等众多部门，都有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行政性收费，这些支出不仅名目繁多，而且使民营企业、第三产业不堪重负。

　　中国去年的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税收全部加在一起，大概是GDP的35%。民间的测算与官方的数据相差甚大。有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根据相关数据分别测算或估算，中国目前宏观税负水平比30% 要略高一些。其中，可能存在数据转换口径的差别，没有完全剔除关联数据之间的重复计算因素。

　　如果用较宽的口径与国际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虽不算低，但绝不是世界最高，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仅从统计上看，中国真实的税负水平究竟是多少，税负水平究竟有多重，确实成为了“罗生门”，民间与官方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争论从未停止。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在过去的那些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高于GDP、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的增长。这种趋势，必然使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政府。1994年之后，在财税收入增长持续快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宏观税负水平肯定会呈现逐年提高的景象，这是必须承认的基本事实。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仅以预算内财政税收计算，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GDP的11%；到了2010年，相当于GDP的21%。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税负越来越高，相对的财政税收负担几乎翻了一倍。

2010年，中国财政预算内税收，相当于同年4.3亿倍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14亿倍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这一换算，相当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的税收重负感。如果此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没有随着税收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后果可想而知。

结构减税成为共识

　　进行结构性减税，并不是认为税负过高的这帮人胜利了。这只是一种财政的手段，是为宏观大局服务的财政手段。如果说税负是否过高尚无定论的话，那么，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所导致的税负分布不均衡、税制结构不合理，几乎无可争议。

　　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中，国家财政十分紧张，财力匮乏，于是在税制的设计中，选择了较易实现收入的流转税为主体，突出了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的地位。仅以2010年为例，增值税占去了全部税收收入的39.5%，消费税和营业税分别占比 9.9%和14.4%。

　　流转税的特征是在生产至销售的整个过程中环环征收，过于倚重流转税带来的弊端是税赋会重复征收，并在最后进入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成为影响物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改革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格局，成为控制通货膨胀、调整经济结构转型之必需。

　　对于缩小贫富差距来说，富人的消费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是比较低的，现在主要的税赋是对消费征收，非来自于收入环节。一个月收入1000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支出800元，流转税赋以10%征收为80元，占收入比为8%；一个月收入一万元的人，基本生活消费需支出5000元，流转税赋以10%征收为500元，占收入比仅为5%。收入越高的人，流转税的税负越轻，这极易导致不公平，加剧贫富差距。流转税的税负太重了，作为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应该降低流转税的税负。

　　作为官方的用语——“结构性减税”，首次出现在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当时，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作为配角，“结构性减税”在以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操作中，扮演了辅助角色。3年以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结构性减税”取代“增支”成为财政政策的重心。

　　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的、“一刀切”式的减税，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虽然难以尽如人意，但在2011年，中国政府开始了密集的减税：2月25日，《车船税法》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9月1日，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后，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调整为3500元，全国有6000万人不需缴纳个税；11月1日起，针对小微型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大幅上调…… 。在整个税收体系中，占比最大的增值税，成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毫无疑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必将减轻企业的税负。

如此看来，税负水平的高与不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否则，国家为什么要出台一连串的政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