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国工商业的重镇，工商界人物辈出，人才荟萃。建国以后，上海工商界有3位人物曾出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主任委员），他们是陈叔通、荣毅仁和经叔平，其中陈叔通任期最长，从全国工商联筹备起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及第一、二、三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担任主任委员，前后15年。

笔者曾以《陈叔通在上海》为题作过一文。此次，依据最近发现的史料，补充陈叔通先生与上海的几件事。

点翰林功成名就   巧周旋密谋伐袁

陈叔通，名敬弟，字叔通，1876年8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父亲陈豪，字蓝洲，号止庵，是清同治年间优贡出身，工诗善画，颇有文名，曾先后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和汉川的知县，以清廉著称，时称止庵老人。陈叔通家学渊源，幼时耳濡目染，少年即露头角。17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1903年27岁时中癸卯科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点了翰林，授翰林院编修。

三试皆捷后，陈叔通没有沉湎于仕途，在金榜题名的第二年，风尘仆仆地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研究政治和法律，融会贯通中西文化。1906年学成回国。回国以后，他兴女学、办报纸，潜心研究政治、经济和法律，编著《政治学》和《政法通论》两书，介绍西方立宪制度和法学思想，这两本具名“陈敬弟”的书诞生在浦江，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1915年袁世凯策划复辟帝制，企图以每月600元的高薪收买陈叔通。他不但拒绝，而且联合了梁启超等一班进步人士到上海策划倒袁。梁启超到上海后，为了安全考虑，整日足不出户，与外界联络主要依靠陈叔通等人四处奔波。陈叔通曾结识冯国璋的秘书长胡嗣瑗，通过这层关系，利用冯国璋与广西等省督军之间的密电码，分别致电陆荣廷等人，称蔡锷已在云南起兵，陆荣廷等人不知其中内情，以为冯国璋在暗里主持反袁，随即一改观望态度，通电全国，广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兴兵讨袁。

显身手振兴“商务”  扶“浙兴”创办“合众”

陈叔通的秘密行动被袁氏察觉，欲逮捕他。幸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和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事先得到消息，连忙函告，张元济请他襄助商务印书馆。适此，商务印书馆因旧体系中编译、印刷、发行三所各自为政，行政、用人、财务都集中不起来，一度陷入困境。张元济向陈叔通请教。1915年底，陈叔通进入商务印书馆。他觉得馆内应设立总机构来协调各所工作，即拟定组织大纲和各种章则，提交董事会。张元济和董事会对他非常信赖，1916年正式请他主持总务处（总机构）工作，从此，商务改变了以往散漫现象，办事有章可循。商务印书馆还通过陈叔通的关系，取得浙兴银行贷款，大胆引进美国、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和机器设备，使商务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

陈叔通任浙江兴业银行的驻行董事是该行董事长叶揆初的推重。他在浙兴银行任职期间，浙兴银行定活两项存款曾五度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尤其是1922年和1926年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商业银行。存款对于银行来说，是显示其实力的重要标志。胡子昂先生曾撰文评价：“叔老任浙兴银行驻行董事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颇多建树，在银行界卓有信誉。”

浙兴银行还全力资助了一个“合众图书馆”。陈叔通、叶揆初、张元济均任董事，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购地建馆，经过2年筹建，于1939年8月正式成立。解放战争期间，陈叔通经常步行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中共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同志，每次从办事处回来，总要到图书馆去坐一会，并带去解放区的《新华日报》、毛主席著作单行本等。当时，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常去拜会住在蒲石路上的一个中央信托局的头子。潘对图书馆很注意，提出要去“参观”。经董事们研究后向潘说，那是叶揆初的私人的藏书馆，没让潘去“参观”。

救学生“十老上书”  建国后妥善安置老人

1947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警备司令部肆意逮捕大批无辜学生。陈叔通闻讯后，出面联络叶揆初、张元济、张国淦、唐文治、李拔可、钱自严、陈汉弟、项藻馨、胡焕等社会知名老人，并亲自起草，上书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和警察局长宣铁吾，指责其违法行为，要求释放学生。信中说：“┄┄夫学潮有远因，有近因。远因至为复杂，姑且不论。近因则不过是学校以内问题，亦有因生活高涨，痛之切肤。而推源内战。此要为尽所同情。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与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学生亦人民也，人民犯罪有法庭在。不出于此，而于法外任意处置，是政府先已违法，何以临民？”要求“将逮捕学生速行释放，由各自学校自行开导。”上海《大公报》曾以《十老上书》为题报道这一消息。当局对10位老先生甚为恼火，欲捕，但慑于他们在社会上的名望，不敢妄动，采取茶会形式，请10位老人去“谈话”，但他们一个也没有去，当局迫于舆论，无奈悉数释放了学生。

建国以后，1952年9月，陈叔通在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十老上书”事件，提请照顾这些健在老人的晚年生活并予以安置。中央有关部门非常重视，专门派员向马叙伦先生了解是那10位老人？现在情况如何？马叙伦为此写了一份情况，根据马叙伦记忆的内容，发函送达上海有关部门。此时，陈汉弟（即陈仲恕，浙江人，前清知县，陈叔通的哥哥）、叶景葵（即叶揆初，浙江人，前清道员，进士）、李宣龚（即李拔可，福建人，前清知府，举人）已故，除陈叔通外，在上海尚有6位。有关部门逐个拜访6位老人并形成一份报告。第二年6月，张元济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史馆馆长，张国淦、项藻馨、胡焕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8月，唐文治被任命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夏敬观已有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安排职务，提高薪金。至此，十老人团在沪的6位全部妥善安置。

情寄梅花  有所不为

陈叔通是杭州人。杭州孤山多梅，闻名天下。他的先辈赠致力于收藏书画，但在一次战火中被毁，唯有一幅明代唐寅的墨梅，幸而保存下来，传给了他。作为一种寄托，他默默地广为收集梅花画，“期于足百而止”。唐寅的墨梅也就成了后来“百梅”之首了。

古人向来把梅、兰、竹、菊称作四君子，认为它们是美好纯洁的象征。陈叔通所以寄托于疏影暗香，也是与他为人分不开的。他说：“梅花的品格很高，耐寒，有骨头。”他常以梅花自况自勉，自我修养十分严格。他说：“古人云：思无邪，邪者私也，以权谋私就是邪。”他刚正不阿，痛恶谄谀。他说：“阿谀逢迎是贼也，这种人千万不能用。”陈叔通自奉俭朴，反对讲排场、铺张浪费。他痛斥浪费国家资财是最大的败家子，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脚。他极重视养廉，他说：“贪污无行是大耻，人贵知耻，古人云：知耻者近乎勇。”他把自己的寓所命名为“有所不为斋”，认为“有所不为，才可有大为”。

经过30多年的积累，陈叔通集成梅花画一百家。他把这些画影印出版，名曰《百梅集》。他的书斋也命名为“百梅书屋”。他善作诗，他的诗集也作《百梅书屋诗存》。建国以后，他将所珍藏的这百家名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保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开展出，供参观者欣赏。

迎解放劳军卓著  任常委推辞荐贤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年逾古稀的陈叔通正在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此时此刻他与上海各界人士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6月25日，陈叔通等著名人士一行70人由北平抵沪，全市性的慰劳人民解放军的运动开始酝酿。经过3周的筹备，7月17日在国际饭店14楼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劳军总会。会议推定陈叔通为主任委员。劳军总会在陈叔通的主持下，广泛动员和联络社会各界积极参加，以捐献、义卖等各种形式，取得了认缴款物87亿元（旧人民币）的卓著成绩，陈毅市长特此亲笔书写了“劳军模范”四个字，感谢各界人士的厚爱和热情。

同年8月26日，上海市工商联筹委会成立。陈叔通在列23位常委之一。得知此事后，9月1日，他致函给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信中写道：“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台鉴：顷沪友剪寄报纸，始知弟在列常务委员会，归入文化一类。弟此次并未参加（会议），事前亦无任何人与弟接洽。以后弟是否在沪尚未决定，况精力实属不及，谨此辞谢。如另补人，弟以为商务印书馆经理谢仁冰先生，现系商人又兼文化，正为合宜。潘（汉年）副市长、许涤新处长均知之，且较熟悉。应否即以仁冰先生补常务委员，请公决。报纸附呈，想亦确也。专此即颂，台绥！陈叔通谨上。”此件档案文献，在最近组织编写《上海市工商联文史资料》时才被发现，非常重要。此函可以这样理解，陈叔通或许知道将留在北京工作，因此谢辞上海的常委职务。他推荐的商务印书馆经理谢仁冰，后来出现在1951年2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委会名单上。

一心记住六亿人口  两眼看清九个指头

新中国成立时，陈叔通已是73岁的老人了，但他仍然用诗一样的语言“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欢呼“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业共加肩”，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晚年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他曾对人说：“我对中国光明只是憧憬，经过与党的最高领导的多次谈话，我的认识才豁然开朗，才认识到自己过去数十年的挣扎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而旧民主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能站起来，中国才能独立富强，中国才不会再被帝国主义欺凌践踏。”事隔50多年，陈叔通相信“中国走社会主义这条路，能独立富强”得到了印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陈叔通既是第一至三届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又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除从事大量国事活动以外，还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针对社会上一些人犹豫不安的情绪，他亲书一副对联，上联是“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下联是“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勉励大家遇事要顾全大局，多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既要正视困难，也要对成绩有自信，不要因为暂时困难而丧失信心。这副名联因其深刻的哲理和生动形象的语言，当时很快在工商界中流传开来。

做党的诤友挚友   奉行“三心”作风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起，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他拥护党的领导，接受党的领导，虚心向各方面的同志学习，为工商联工作倾注了大量精力，推动了全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他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和爱戴。人们都称他为“叔老”。叔老年纪大了，不能记笔记，主要靠想、听、问来领会文件精神，来调查研究。他年迈耳背，在小型会议上，他常常依次坐到发言者身边，一个一个仔细倾听。他德高望重，但从不以长者、领导者自居，作风民主，奉行“三心”原则，即先要以心比心，才能以心批心（以发自内心的真诚来批评别人的缺错，听取别人批评自己的缺错），求得协力同心。

叔老是党的诤友、挚友，他曾写下“真心靠党路不迷”的诗句。他身居要职，仍认真学习、研究党中央文件。学习中遇到问题，他找陈毅、李维汉等同志求教，或打电话给周总理约谈，实在搞不懂的大问题，有时与黄炎培（任之）联名写信，直接向毛主席请教。毛主席很尊重二老，回信时，信封上写的是“叔通、任之先生”，信纸上则写“任之、叔通先生”以示并重。

1966年2月17日，陈叔通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