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工商联原主席 王新奎

我自参加1977年高考，1978年春天正式入学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了40年。在这40年中，我一直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理论研究、教学和政府决策咨询工作。可以这么说，我个人事业发展的40年与国家改革开放的40年丝丝相扣，有无数个片断值得回忆。

从2007年到2012年，我曾经担任上海市工商联主席。我本人是一名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的学者，又是非党身份，在工商联这样一个兼具统战性和经济性的组织中，我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这是我参与工商联领导工作后的半年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现在回顾自己在工商联工作的经历，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归纳为三个着力点。

第一个工作着力点是使工商联的调研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的轨道。通过调研，形成专报，及时、准确地反映上海民营经济现状、趋势和存在的问题。

第二个工作着力点是推动工商联工作主动、积极参与上海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和实践，凝聚广大的民营企业成为一支推动上海改革开放的生力军。

第三个工作着力点是发挥我本人的专业特长，为市级和各区县工商联执委一级的民营企业家定期作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报告，帮助上海的广大民营企业家把握改革开放的大势，提高他们主动参与国家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现在回忆起来，最能体现以上三个工作着力点的是工商联在推动我国“营改增”重大税制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

一、深入调研 提出营业税差额征收建议

我到工商联工作的第二年，爆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按市委和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市各级工商联集中力量，协调政府部门，帮助民营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危机。与此同时，市工商联积极参与由市委统战部牵头，17个市委、市政府部门共同开展的“促进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市委重点课题调研，并协助制定“关于加快促进上海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工作。

为了配合市委和市政府的调研工作，市工商联于2008年创刊了《要情专报》和《调研参阅》。前者通过监控全球金融危机对上海民营经济的冲击情况，发现重大要情，及时上报市委和市政府。后者是通过典型案例的调研，为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实施与民营经济有关的体制、机制改革提供决策依据。我最近查阅了2012年上海市工商联第十二届执委会的工作报告。据该工作报告载，在2008-2012年的5年中，上述两个专报一共报送了112期，成为上海市委、市政府了解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和指导工作的重要渠道。

记得大约是在2009年底或2010年初，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工商联召开了一次现代服务业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中，有一位经营物业管理公司的企业家反映了一个情况。他的公司是一家中小企业，某个由该公司管理的小区每年的物业管理收入约120万元左右，其中，80万元支付给电梯维修、绿化保养、垃圾处理等第三方服务公司，余下的40万元用于小区保安、保洁等服务的工资和其他成本支出的费用。他提出的问题是，既然第三方服务公司收到这些费用后还要缴纳营业税，那为什么我公司的营业税还是要按120万元的计税额缴纳呢？为此他建议，他们公司付给第三方服务公司的80万元应该从营业税计征额中扣除。

该企业家提出的问题当即在与会者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税务部门对如此不合理的服务业营业税计征办法熟视无睹呢？也有的同志指出，现在服务业中小企业税负负担这么重，上海能否率先试点进行营业税差额征收改革，为企业减负呢？热烈的讨论，一石激起千层浪。

民营企业家在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引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在中央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上海市政府在2010年9月制定了《营业税差额征收管理办法》。这一管理办法的公布，正式拉开了我国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序幕。

二、理论思考 提供“营改增”的依据

在上海出台并实施《营业税差额征收管理办法》以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和配合中央政府在上海进行服务业“营改增”的试点，我开始着手从我国、特别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角度，对“营改增”的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在此期间，我数次给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提交了决策咨询研究报告，并通过全国政协的渠道，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营改增”改革的提案。我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分工。分工的不断深化不但提高了生产的效率，而且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制设计，恰恰对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分工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为此，我专程到上海纺织集团公司进行了调研。上海纺织集团是上海最大的纺织业国有企业。长期以来，该企业在政府工商和税务登记中一直被归属于工业企业。但经过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转型，在该集团的营业收入中，服务性的收入已经占85%以上。但该集团为什么还要登记为工业企业呢？因为该集团的服务对象大多数是工业企业，如果登记为服务企业的话，他们就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下游的工业企业就无法抵扣。在这样的税制下，迫使许多工业企业在转型以后仍然维持“小而全”、“大而全”的经营模式，企业转型后的服务功能被限制在原来的集团之内，服务功能单一、辐射范围狭小。

第二、我们经常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高是衡量经济成熟度高低的标准。其实，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的提高除了是因为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一、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随着原来包含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服务功能被不断分离出来，反映在国民经济统计上，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因此，通过“营改增”，可以大大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统计的准确性，使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实施更具科学性。

第三、由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治理的法制水平所决定，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体系将是我国税制的基础。因此，把尽可能多的税种纳入增值税抵扣体系，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税负水平。2011年11月，在上海启动营业税差额征收改革后1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研发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从2011年11月上海“营业税差额征收”改革起步，到2012年1月在上海开始营改增试点，再到2012年8月试点范围推广到8省市，2013年8月试点范围扩展到全国，最后于2016年5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所有服务业推开，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前后仅仅用了4年多一点的时间，完成了自1994年以来我国最重要的一次税制改革。现在回想起来，国家这么重大的税制改革发端于我们工商联的一次座谈会，不禁感慨万千。

三、发动企业 主动参与和支持营改增改革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上海启动营改增试点以后，我们工商联立即同步跟进，发动广大民营企业，统一步伐，主动参与营改增的改革实践。2012年1月，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市工商联与市财政和税务部门组织上海2000多家民营企业在世博会议中心开展“上海市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民营企业专题宣讲会”。这次会议我们上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营企业聚会，对发动全市民营企业共同参与和推进营改增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营改增改革试点在上海全面推开以后，我们工商联把营改增对民营企业经营状况影响的跟踪调研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同年，市工商联向市委和市政府提交了题为《“营改增”改革对上海服务经济及民营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的调研报告。该报告在充分肯定“营改增”改革对上海服务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提出了试点过程中出现的少数行业增值税率过高、进项抵扣范围过窄、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待遇需进一步细化等问题，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营改增改革试点的建议。市工商联的这份调研报告对改进上海的“营改增”试点工作，以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上海的试点经验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本人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企业经营第一线的改革实践。在上海市工商联工作的5年时间里，给了我接触企业经营实践的机会，提高了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能力。2012年离开工商联工作岗位以后，我在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期间，始终坚持参事室的决策咨询工作密切联系实际、建议方案能落地、可操作的方向，并身体力行。可以说，我决策咨询研究工作方向的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市工商联这5年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成为我个人事业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