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淑创意时装国际(江苏)有限公司总裁 顾明祥

船民之后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出生在长江北滨，江苏的泰兴、靖江两市（当时都是“县”）交界处的一个叫“大圩”的偏僻乡村，当地称由长江泥沙淤积而形成的堤下平地叫“圩” 。从老屋出门不到一里路，就能看到浩浩荡荡、天际横流的扬子江，因此我自幼就生活在“江村”中。

再往前追溯，我家祖上都不是“农民”，祖先们最早定居在长江中央的小岛上，靠在江面上摇橹摆渡、打渔运输为生。长江自上游奔腾而下，到江苏境内改变走向，江水冲击不舍昼夜，犹如沧海桑田，冲塌了爷爷们居住的江心洲，他们被迫迁往长江南北两岸，逐村而居。我从小喝着长江水，在江滩上玩耍，度过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初春看草长莺飞，芦苇青青，深秋看枯黄遍地，玩“野火烧不尽”。当我开始上小学时，才发现原来我家是距离学校最远的。每天都要步行近一个小时才能到校。尽管成绩优异，我当时也只是蹒跚在乡村道路上的懵懂孩童。

技能持家

1978年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如春风一般吹绿了长江两岸，改变着江苏城乡的面貌，也在我父母心头掀起“穷则思变”的波澜。我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裁缝，他们都是有一技之长的手艺人。尽管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们一家三口分到了一亩多的田地，但是我的父母更是凭他们的技能游走在乡村和城镇之间，获得了更多的信息和人脉资源。他们做起了生意，开起了小百货店和裁缝铺，我们家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我的父亲甚至谋得一份事业单位的职位。这一切都源于改革开放后，也激发了农村社会空前的活力，初步解除了对农民的人身束缚，让父母这样思想活络、身怀技艺的人们开始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当年10月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步伐，引起举国上下一轮规模空前的“下海”潮。全国一盘棋，在此轰轰烈烈的背景下，政府也鼓励国家事业单位来办“三产”，这种依托体制创业的模式也推广到父母工作的单位——位于长江边交通局下属的轮渡码头。1993年，母亲承包搞起了“三产”，把单位的资源和她的裁缝技艺完美结合，租用单位办公楼办起服装加工厂，四处出差承揽全国各地的订单，招收十里八乡的农村待业青年来打工，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农民进城

1992年，我的家乡泰兴“撤县建市”，建市后对于市区人口数量有一定的要求，标志着国家自上而下地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这就为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桎梏，给部分农民“农转非”提供了机遇。1994年我小学毕业前，母亲就想方设法解决我的户籍问题，把我转到城里的初中去上学。我亲眼看到户籍本上，我的户口从“七圩”迁到“新市”，几经转换手续，一点点向城区迈进，最后迁到泰兴城里，由此我得以接受城里初中更优质的教育。母亲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事业越做越大，到我初中毕业考上泰兴中学之际，她也把家搬到泰兴城中，并且在城区注册成立了拥有数十人的服装公司。

支持出国

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倡议国家选派人才出国留学。1992年，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一年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把这十二字方针正式定为出国留学方针。这是中央制定的一条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留学政策。不仅覆盖公派留学生，同样也面向自费留学生。新千年之际，我从江苏省泰兴中学毕业，由于品学兼优、文史成绩优异，已被保送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如果没有国家支持出国的留学政策，也许我会成为江苏某城市初、高中的历史老师，前途命运基本定型。而母亲此时创业积累了第一桶金，她决定送我出国去新西兰留学。我2005年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毕业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申请新西兰绿卡，没想到获得邀请，通过移民局面试，顺利拿到永久居留权。阴差阳错，我留在新西兰开始了五年多的创业生涯，成为一名定居海外的华侨。当我2012年回国后，到上海市人才大厦去办理“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时，也顺利地办出来了。这说明国家在人才政策上是越来越包容自信，最终把“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方针落到了实处。

“入世”传奇  

中国自1986年起，就在为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会员国的地位而谈判，为融入国际经贸秩序而积极努力，当时称“复关”。（中国是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成立时的创始会员国）。 这是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一项高瞻远瞩的举措。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的谈判由“复关”改为“入世”。 经过长达十五年的谈判，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总干事Mike Moore（麦克.穆尔）和时任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签署协议，标志着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中国入世后，很快“外贸”就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从入世之际的世界第七，用了短短九年时间就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值得一提的是，我所留学定居的国家新西兰是中国入世谈判时，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和中国签署入世协议和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而当时和石广生签署正式入世协议的Mike Moore(麦克.穆尔) 阁下曾担任新西兰总理。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名著《激荡三十年》中引用穆尔的话：“中国入世，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

中国“入世”对于我家的影响也是积极深远的。母亲抓住“入世”的东风，为公司办理了自营进出口权，迅速扩大企业规模，从专攻国内企事业单位的服装订单，转向为国际知名企业进行大批量的外贸加工，成为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国家和地区的指定服装供应商。2006年公司员工数量达到600多人，产值近亿。母亲还响应国家提出的“走出去”的战略，先后在新西兰注册贸易公司，在法国注册品牌公司。我在新西兰创业三年，小有成就后也加入商会组织和华人社团，热心公益活动。2009年12月， 经华人国会议员的引荐，我和母亲参加了Mike Moore先生组织的慈善晚宴。对于这位见证历史，促成中国加入WTO，为我家带来财富增长的传奇政要我充满感激与敬意。席间我和他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还赠给他一套精装版的《激荡三十年》。 我打开书，翻到《2001入世和出局》那章的第173页，指着那段名言的中文表述给他看。他激动地重复着那句英文，并郑重表示要把赠书珍藏起来。

鼓励回国

从2006年到2012年，尽管主要时间是在新西兰，但我始终关注祖国的发展，由于探亲和业务的关系，也经常回国，真正是“来去自由”。2008年5月12日，我获得了新西兰的永久居留权，在本该庆祝的日子里，得知中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特大地震，我感到与祖国同胞休戚与共的哀痛。我先后两次去捐款，并在驻奥克兰总领馆提笔写下“中华民族，薪尽火传，生生不息……中国加油”的留言。第二年3月回国时，又响应家乡泰州妇联的号召，前往地震灾区捐资助学。我和同事们先后三年五次前往绵竹拱星小学，资助近百位儿童，并协助学校建立“留守儿童爱心家园”。2010年我受新西兰华人华侨社团之邀，担任新西兰上海世博促进会副会长，在此平台上广泛宣传世博会，为促进中新两国的经贸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也因此得到国家侨务部门的关注和垂青，经常受邀回国参观学习。在这些社会公益和参访活动中，我饱览了祖国的山川秀色和名胜古迹，见证了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祖国的崛起和强大，树立起对祖国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并逐渐产生回国发展的念头。

我在新西兰加入的青年社团——新西兰中华青年联合会，曾经和国务院侨办联合举办“新中青年论坛”。我听时任侨办主任裘援平演讲时提到，“国家每年捐赠几个亿的中文图书给海外的使领馆，但华人华侨子女学习中文的效果还是不理想。最好是你们带着孩子回国来发展，华侨子女也能在中国接受义务教育……”我听完演讲，很受感召和鼓舞，这说明祖国日益开放包容，中华文化的教育也能惠及海外的炎黄子孙，真正是“怀柔四海，近悦远来”。我带着在新西兰出生的女儿毅然回国，前不久仅用了两天时间就从上海的侨办拿到《华侨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就读证明》。 这不仅体现了国家对海外侨胞教育上的关怀和福利，更彰显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和“软实力”。

发挥作用

我2012年回国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在职学习公共管理，因此更了解中国社会和公共政策。在校期间，我发起了交大校园校史文化志愿者讲解的公益项目。在黄浦侨务部门工作的一位同学，引荐我加入侨商会和侨联组织，然后我又很荣幸地加入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和致公党。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获赠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读到他2013年10月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上的讲话《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根据讲话精神，在原来“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发挥作用”。我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精彩讲话，并不断付诸实践。我结合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国外生活的经历，紧扣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党派和侨务渠道多次提交社情民意。我幸运地被家乡泰州侨联推荐为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学以致用，建言献策，参与桑梓的社会治理。

在回国创业的主营业务上，我也牢记习总书记“发挥作用”的指示，以华侨报国的心态，带领一手组建的品牌服装股份公司，参与了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申办代表团的服装赞助工作，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局）紧密联系，设计打造了从形象大使、志愿者礼仪团队到中国申办代表团的整体着装方案。2017年10月13日，我代表公司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的申述现场，见证了上海市喜获2021年世界技能大赛申办权，还和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列亲切合影。这不仅是在打造亮相国际舞台的国家形象，同时也演绎了父母技能传承的好故事，还进一步展示了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工匠精神”。

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辉。改革开放四十年，不断进行的深化改革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变迁，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给我们一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饮水思源，我本是长江之滨默默无闻的船民之后，由于抓住改革开放的政策机遇，从偏僻的江村走出，通过两代的创业奋斗，不仅顺利地进城，还出国留学，成为华侨。在见证了祖国蓬勃发展的成就后，又携带侨二代归国定居，接受中华教育，开启了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事业人生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