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不应单纯追求高利润

本报记者 郑智 吴雨珊 北京报道

    刚走马上任农业银行董事长不久的蒋超良有些低调。“我到农行不久，还在加紧学习研究，你们不要给我出太难的题目。”3月7日上午，蒋超良接受本报专访时笑称，但他对记者的问题并不回避，纵论宏观经济、银行业经营形势、“三农”金融服务，回应银行再融资、民间借贷、银行收费等热点问题，语带锋芒。

    近年，一个令资本市场和业界头痛的问题是，中国银行业似乎陷入了“信贷扩张-资本不足-再融资”的怪圈。对于这个命题，蒋超良认为，解决之道是银行加大内源性资本的补充力度，同时转变高资本消耗的盈利模式，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业务。目前来看，农行还没有打开再融资的窗口，今年不会考虑增发。

    针对社会公众关心的银行收费问题，蒋超良说：“我也痛恨乱收费。银行收费本来是正常的盈利来源，但是过头了，就是对社会的失信。”近期农行按照银监会的要求，清理减少了60多个收费项目，降低了一些项目的收费标准。

    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不大

    《21世纪》：GDP“保八”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素来具有特殊意义，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GDP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7.5％。这对宏观经济走势，对银行业的经营环境有什么影响？

    蒋超良：GDP增长目标适度调低，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影响都是正面的。这说明了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克服GDP崇拜，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腾出时间和空间。

    短期来看，由于GDP增速降低，可能导致一些项目贷款质量下行的压力加大。但是，对于银行业而言，如果经济结构长期得不到优化，发展方式不转变，银行迟早会付出代价，资产质量将来可能发生逆转。

    《21世纪》：今年1-2月份，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增长相比去年同期明显放缓，这是什么原因？

    蒋超良：受“早投放 早受益”经营理念的影响，银行倾向于在年初多投放贷款，这样全年都可以收利息，因而最近几年1-2月份的信贷增量都比较大。但是今年1-2月份，与往年有不可比因素。今年春节在1月份，往年春节一般在2月份，节日导致1月份有效工作日比往年要少，1月信贷投放自然要比往年少。

    同时，有效信贷需求确实有所下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出口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我看到媒体分析说，贷款少增加是因为银行资金紧张，实际上跟这些关系不大，主要还是有效信贷需求不足。不过，这是信贷投放逐步恢复常态的表现，是合理的。

    《21世纪》：银监会今年的一个工作重点是督促各家银行做实贷款五级分类，加之地方融资平台问题，有人担心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可能出现反弹。

    蒋超良：银行业是亲周期行业，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银行资产质量可能发生一些变化，盈利能力会有所降低，防控案件的压力会加大。但不良贷款反弹幅度不会特别大。

    我们做了一个压力测试，GDP增速如果不低于7%，资产质量维持在现有水平没有问题。当然，结构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关注类贷款有可能上升，但是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不会有大幅度增加。关注类贷款可能会向下迁徙，但不至于马上逆转到损失类。

    地方融资平台的问题，没外界想象的那么严重，现在四大银行平台贷款的占比都很低。相当一部分平台贷款整改成了正常的公司类贷款，现金流完全可以覆盖，符合银行贷款要求，可以继续贷款。还有一部分，可以做一些制度安排，比如银监会说的展期，先付利息，期限展一展。

    此外，今年中央还要代发地方债2500亿元，这有利于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拓宽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地方政府都很重视当地的信用环境建设，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上态度都很积极。

    《21世纪》：那么在您看来，中国银行业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什么？

    蒋超良：还是资产质量的问题，风险管理的问题，我们跟西方优秀的商业银行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一家银行必须经历完整经济周期的检验才能称得上好银行，中国银行业还没有经过逆周期的检验。在一个GDP年均增长10%左右的经济体，银行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往往暴露不出来。试想想，如果中国的银行业处在欧洲或者美国那样的经济环境里，GDP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情况可能不容乐观。

    《21世纪》：您对存贷比的监管指标如何看？有些银行认为很不科学，应该取消。

    蒋超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替代它之前，存贷比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有助于约束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

    《21世纪》：这几年民间借贷非常活跃，也由此产生了很多有争议的案件，最近一位温州商会的负责人向央行提交了一份《民间借贷法》草拟案。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蒋超良：对民间借贷，我是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民间借贷古已有之，存在即有它的合理性。中国金融史表明，汉代就有民间借贷了，不是当前发展出来的新事物。

    其次，民间借贷作为金融主渠道的一个补充，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金融界跟自然界的生态一样，应该是多样化的，如果全是清一色的官办银行，没有民间的借贷机构，那金融生态是失衡的。所以民间借贷能够满足一部分需求，应该让它发挥作用。

    最重要的是，必须对民间借贷的发展加以引导。首先要立法，现在民间借贷没有法律依据，容易造成很多的社会风险，最近出现很多案例，都是类似的问题。第二要加强引导，引导民间资本避开国家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信贷政策不允许的一些项目，了解哪些应支持，哪些要压缩。现在有些地方搞一些高污染或产能过剩的企业，在银行贷不到款，就搞民间借贷，这样风险就很大。第三，最好是尽快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放开民间资本，发展民营银行。

    破解“三农”金融难题

    《21世纪》：农行前不久召开了“三农金融业务工作会议暨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扩大会议”，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准备如何扩大、深化？

    蒋超良：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今年已扩大到12个省（区、市），新增黑龙江、河南、河北和安徽4个省份。三农金融事业部本质上是农行服务“三农”很好的一个制度安排，通过“六个单独”管理，即在资本管理、信贷管理、会计核算、资金平衡与运营、风险拨备与核销、考评激励与约束等六个方面，建立一套有别于城市业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安排，提升服务“三农”的水平。

    《21世纪》：农行做“三农”金融服务，挑战究竟在哪些地方？

    蒋超良：面临三大问题——成本高、风险大、商业难持续，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得围绕解决这三个问题来展开。

    农民千家万户，贷款一般就3万-5万元，做这么一笔贷款，要到农民家里调查，还要组织农民组成联保小组，这一圈下来，人力物力耗费大，成本高。

    说农户贷款风险大，不是说农民不讲信用，风险主要在“小生产”难以和“大市场”有效衔接，农民处在信息不对称的地位，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再一个就是自然灾害，这个具有不可抗力。

    农行必须要坚守服务“三农”的定位，同时农行又是一个上市公司，要追求市值最大化、股东回报最大化。

    我们必须在降低成本、控制风险，追求商业可持续上，努力寻求一种平衡，探索一条出路。

    但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现在不能说完全突破了，只能说找到了一些可行的机制和办法。

    比如，我们在农村地区布设自助机具、转账电话，加上我们的惠农卡，“三位一体”不仅提高了服务效率，也有效降低了成本。截至2011年底，惠农卡已经发放了将近1亿张。

    《21世纪》：这个卡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

    蒋超良：惠农卡是农行服务“三农”的重要载体，它是借记卡和贷记卡的结合体，可以归集各项惠农资金，比如新农保、新农合、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等。同时，惠农卡整合了农户小额贷款功能，农户一旦获得授信额度，就可使用惠农卡在网点或通过自助机具随时办理贷款、使用、还款等业务，无须到网点办理各种手续。这样就实现了农户小额贷款一次授信、循环使用、随借随还，显著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成本。

    《21世纪》：农行IPO的时候，勾勒了县域业务的蓝海前景，给投资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这个潜在的优势发挥得如何了？

    蒋超良：从长远来看，“三农”业务或者说县域业务是农行的增长潜力所在。从全世界来看，农业是最抗经济周期的一个产业，不管经济下滑还是金融危机，人总得吃饭，还有大量的产业需要农业提供原材料。

    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农行的县域金融业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现在是强农、惠农、富农“三箭齐发”，拓展服务“三农”空间，挖掘县域金融服务潜力。在强农方面，既要抓农业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围绕龙头企业，提供全产业链、全过程的金融服务；又要大力支持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和项目，如大型水利设施、农业基础设施。在惠农方面，主要是大力推进惠农卡发行和金穗惠农“村村通”工程，进一步做实惠农卡功能，依托农行的网点网络优势，扩大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在富农方面，主要就是农户贷款，我们积极探索“农行+合作社+农户”、“农行+龙头企业+农户”、“农行+担保公司+农户”、“农行+信用村+农户”等一系列创新方式，为广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支持。

    对于“三农”金融服务，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是提供小额农户贷款，这只是服务“三农”的一个方面。农行要在助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农行、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共同发挥作用。同时，我们希望国家进一步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清理收费项目

    《21世纪》：当前银行业还有一个问题是公众普遍关心的，就是收费。发改委、银监会正准备在全国开展银行业收费的大检查。对此您有何看法？

    蒋超良：我既是银行经营者，同时也是金融消费者，乱收费让人痛恨。银行收费本来是正常的盈利来源，但是过头了，就是对社会的失信。作为公众企业，同时还是窗口服务企业，银行的收费应该更加规范。

    从农行来讲，首先是要调整经营文化，不要单纯追求高利润。

    其实中国银行业的ROE、ROA水平在全球都比较领先，如果过分强调利润，对经营行为是一种扭曲，所以我们要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做一些调整。另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因为资金的价格由市场决定。

    我们希望处理好国家、股东、客户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比如，我们发行了近一亿张惠农卡，减免了很多收费项目，因此减少了不少收入，但外界可能并不清楚。

    《21世纪》：农行有没有清理自己的收费项目？

    蒋超良：近期，我们已经通过清理减少了60多个收费项目，还有一些项目降低了标准。

    《21世纪》：近来社会普遍反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利润微薄，且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利润被银行巧取豪夺了。农行的贷款利率有多高？

    蒋超良：总体算账，我们大概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了百分之十几，有的地方高一些，有的地方低一些，在银行业中我们是比较低的，比民间借贷更便宜很多。

    到去年年底，中国银行业的平均净利差水平达到了2.7%，这在全球来讲不算是最高的。最高的是巴西8%，俄罗斯6%，印度4.3%。

    今年不考虑增发

    《21世纪》：中国银行业已经陷入一个“信贷扩张-资本不足-再融资”的怪圈，这个命题似乎还没有很好的答案。

    蒋超良：其实，银行对再融资也非常头痛。为什么有的银行在股市表现不太好，并不是银行的经营业绩不好，主要还是再融资这把剑悬在半空中间，随时可能掉下来，所以投资者不敢问津。

    要解决资本充足率的问题，首先还是内源性的资本补充，西方多数银行主要依赖内源性资本来补充。股东应该把他的长远利益、近期利益处理好，减少分红比例，让更多的分红留存作为资本金，这样能解决很多问题。

    《21世纪》：不久前中央汇金公司宣布对控股银行的分红比例下调5%到35%了。这是否已经是底线了？

    蒋超良：从银行和股东的长期利益出发，我认为还有下调的空间，这也是我的期待。

    《21世纪》：那么农行今年有再融资的计划吗？

    蒋超良：农行目前还没有打开再融资的窗口，至少今年不会考虑增发，次级债发行对市场影响不大。

    《21世纪》：银行再融资的压力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更高的监管指标。

    蒋超良：这也是关于再融资我想说的第二点。我注意到尚福林主席有一个讲话，监管部门将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执行做一些技术上的修订，结合中国的国情做一些安排，缓解银行的资本压力。

    同时，银行也需要调整资产结构，转变盈利模式，减少资本占用。靠资本高消耗的盈利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必须依托我们的品牌、服务，大力发展低资本消耗的业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

    当然，必要的融资还是需要的。银行没有资本金就没有发展机会，资本约束和资本推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资本约束并不否定资本推动。所以提高资本管理水平，也是商业银行必须做好的一门功课。

    《21世纪》：近期国务院批准了又一轮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农行申请了吗？

    蒋超良：资产证券化是一个业务创新，既能增加银行的收入，又能减少资本占用，让资本充足率保持在合理水平，减少再融资的压力。对此，农行还在进行积极审慎的研究，没有申请。